“中原王”汤恩伯：原本只是个小参谋，为何能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汤恩伯，原名克勤，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899年9月20日出生在浙江省武义县岭下村。
1927年投效蒋介石，从军近三十年来，汤恩伯从一个参谋军官一直当到了陆军副总司令，最终成为蒋介石的嫡系。
在抗战后期，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各当一面，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三巨头之一，并自封为“中原王”。那么本来籍籍无名的汤恩伯究竟是怎样起家的呢？
汤恩伯祖上历代为农，他的父亲汤德彩是一个老实农民。【趣探网】汤恩伯出生后，父母对他满怀希望，盼其长大成人后能勤俭持家，为汤家光宗耀祖，故起名克勤。
他在武义上完小学后，于1916年考入金华省立七中，后又转学到私立杭州体专，于1920年毕业。
在返乡途经一朋友家中时，他得知这个朋友的父亲因与人诉讼而受害，汤出于义愤，在法庭中扔鸡蛋击中了法官，然后逃跑。
为躲避县政府通缉，汤恩伯来到浙军陈仪师中当了一名排长。不久，浙军很快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打败，汤恩伯的初次军事生涯便随着浙军失败而结束。
从此，他便浪迹于杭州一带，改名为汤恩伯。正当他职业无着落，处境艰难的时候，其同乡富商童乐勋在浙江甲种蚕业学校毕业，欲出资寻一人结伴东渡扶桑求学。
汤恩伯得悉这一消息，便以同乡名义登门造访，毛遂自荐。童见汤体格粗壮，且系武义同乡，当即欣然应允。
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童乐勋来到日本。最开始的时候，按照汤恩伯的想法，他希望能能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学生如果想进士官学校学习，就必须有当时的军阀介绍信，所以汤恩伯没有进入日本的士官学校，而是在1922年3月进入了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攻读政治经济学。
后来，童乐勋返回中国，两个人分手的时候，童乐勋留给了汤恩伯不少钱。
靠着这笔钱，汤恩伯在东京本乡区追分町开了一个饭店，一边维持学业，一边开饭店来维持学费与生计。
汤恩伯从小就有广交朋友的性格，现有了条件，便和当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广相结纳，很快，他这个地方就变得门庭若市，一度时间生意还算兴隆。
但由于他的交际过于广泛，开销也越来越大，对人也比较大方，朋友过来很多都是赊账。
所以，没过多久，他便入不敷出，经济上也越来越拮据。再加上汤恩伯的志向也并不在经商上，不得已于1924年把店关了然后退学回到上海。
汤恩伯回到上海以后，到处奔波，过了几个月，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辗转托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的蚕校校长朱显邦，朱显邦又将他介绍给浙江省省长夏超，夏超对汤恩伯比较赏识，于是答应每月给他五十元，让他来继续去日本完成学业。
但因为夏超的经济是由其妻弟熊凑霄所掌握，熊为人吝啬，对汤又无亲缘关系，所以这笔资助只寄了几个月便不再寄了。经费来源一断，汤恩伯在日本依旧搁浅，不得已再次回国活动。
后来，汤恩伯在北京找到京华同乡浙江省前督军吕公望，恳求资助。吕公望给他写了一封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介绍信，还让他带上其亲笔信，去见见浙军师长陈仪。
陈仪看到有吕公望为汤恩伯引荐，又看到汤恩伯生得一表人才，起了爱才之心，当即答应汤恩伯由自己每月资助他五十元，让他完成在日本的学业。
汤恩伯看到陈仪这样热心对自己，非常感动，跪在地上对陈仪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
汤恩伯见经费上有了着落，便拿着吕公望的介绍信再度来到日本，终于被士官学校接纳，编入第十八期，学习炮兵科。
汤恩伯在日本学习期间，与同在日本学习桑蚕的陈仪外甥女黄竞白相识。
由于汤恩伯有认陈仪为父这一关系，于是两个人之间来往就比较密切，再加上意趣相投，两人之间的好感与日俱增，于是成为了情侣。
其实这个时候汤恩伯在老家早就已经和一个农村女子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儿子。
但汤恩伯看到黄竞白才貌双全，自己又不在国内，于是还是决定和黄竞白结婚。
1927年夏，汤恩伯学业修成后，带着黄竞白回国完婚。
当时，蒋介石已在国民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陈仪也已经依附于蒋介石。经陈仪的引荐，汤恩伯到了湖南，在陆军第一师任学兵连连长。
到了1928年，汤恩伯又进入了南京的中央陆军学校。在这里，他成了军事教官，任第六期上校大队长。
在中央陆军学校工作期间，汤恩伯非常能吃苦，悉心研究连排教练，野外演习动作十分出色，还编写了一本步兵连队的操典教材，当时的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对他非常赏识。
1930年，军校成立教导师，经张治中与陈仪的鼎力推荐，汤恩伯由大队长升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汤雄心勃勃，并不满足这一升迁，上任不久即常感叹：
“要斩将擎旗，立功沙场，安能眉蹙辕下，仰人鼻息。”
就在当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中原大战，汤恩伯旅奉命与阎冯联军作战，汤恩伯因功被提为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八旅旅长。
当年冬天，他又奉蒋介石的命令，单独率领所部对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时达一年的“围剿”。
汤恩伯禀承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旨意，纵兵大肆屠杀无辜人民，摧毁革命根据地。
特别是1931年春对上饶县及临江湖地区的“清剿”，摧毁了当地苏区政权，苏区干部及农会干部大部被杀，使该区重新陷入反动的黑暗统治。
此后，他又率部对霞坊、葛源苏区进行“搜剿”，随之分兵置于铅山、江镇和上饶县，实行所谓“围剿”“清乡善后”等反动措施，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
蒋以其“剿匪有功”，将他提升为第二师师长。
同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五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汤恩伯于1932年春带领所部在河南潢川地区向革命根据地进攻，遭到红军歼灭性打击，部队几乎伤亡殆尽，战后受到蒋介石的撤职处分。
赋闲没多长时间，他又被重新启用，调任第八十九师师长，并再次领兵于湖北黄陂一带对苏区进行“清剿”。为感激蒋介石的不弃之恩，在此“清剿”期间，他特别卖力。
有一次将苏区青年群众及共产党员两三千人抓住，集中在一起统统枪杀了。
不久，他被提升为第十纵队指挥官，下辖第八十九、第四师两个师。
“福建事变”发生后，汤恩伯奉命指挥第十纵队，由将乐、永安、华安县向闽南进攻，与其他国民党军一道镇压第十九路军。
旋即领兵进至泰宁、建宁地区，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
他驱兵大量构筑碉堡群，采取堡垒战法，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不久，他又移兵江西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等地区以及石城的洛赛山地，与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军团进行了九次激烈的阵地战，虽遭红军沉重打击，亦使红军遭到很大伤亡。
中央红军北上抗进行战略转移，汤即率先领兵抢占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园，以此夸大战功。红军长征途中，汤恩伯又领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935年，汤被提拔为第十三军军长。
同年夏，他奉蒋介石指令，带领所部先后进至潼关绥德县，任陕西“剿匪”善后办事处主任。他一面督军修筑公路，一面待命进攻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