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6年，中原北方遭受了严重旱灾，时淮南签判任满的王安石北上去往京城，然而这一路他看到的不是政府积极赈灾，不是百姓安居乐业，而是州县官衙的敲诈勒索层层盘剥。哀莫大于心死，他写下了一首诗：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一场影响大宋百年的革命此时正在王安石心中酝酿，23年之后，一场轰轰烈烈，对标贞观盛世，逆转大宋命运，富国强兵的改革轰然降临在中华大地。这场拯救大汉民族的革命到底结果如何，其过程又遇到了哪些挫折，又发生了哪些错综复杂的精彩故事呢？
弱国！
此时的大宋王朝已经建立了100年，檀渊之盟也已经过去了60年，安稳发展60年的大宋并没有进入和平安定的巅峰期，就像王安石的《河北民》所说，大宋依然受到辽夏两国的侵扰。【趣探网】
士兵虽然有140万之多，但是因为赵匡胤的军队制度设计，将兵分离，真正打仗的时候，兵将貌合神离，根本无法发挥出军队的真正实力。
尤其是1038年，党项族建立西夏，代替辽国成为了大宋的心头大患，数次发动对宋的攻击。
直到1044年，西夏和大宋才议和，大宋又成为了西夏的供养机器。
而在国内，两宋时期就经历了874次自然灾害，在王安石北上复命1046年，中国北方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旱灾。大片农田荒废，千里赤黄。
而除了自然灾害，土地政策更是悬在大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大宋的命。
北宋统治者认为：富室连田阡陌，为国守财尔！豪族兼并土地是为国守财，这样也便于管理。宋代不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占有和土地买卖也无控制，导致了占总数10%的官员和富户占据了70%的土地。农民只能租种地主土地，忍受官僚阶级的沉重剥削。
积贫积弱，危机四伏，江山动荡，这就是此时大宋的境遇。
1067年，大宋中兴之主宋神宗继位，在他的面前，是两位当朝能臣，同时也是朝廷两派的领袖。
在延和殿，两位展开了殊死辩论，这场充满火药味的辩论，将会决定大宋的生死存亡。而宋神宗也仔细聆听，辨析着两位的观点。他们全都跃跃欲试，时刻准备毫不犹豫将对手推下政治牌局。
改革开始
1063年宋仁宗驾崩，继承皇帝之位的是侄子宋英宗，然而宋英宗体弱多病，4年之后也死了，于是宋英宗的长子宋神宗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神宗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大宋，主要采取了节流的举措，大力削减宫廷开支，改变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
当年，宋神宗携群臣于冬至日到汴京南郊举行郊祭，祭拜之后，皇帝需要拿银子打赏给随同前往祭祀的众大臣，此时大臣正要在延和殿准备讨论此事。
此时在屋子里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宰相曾公亮还有神宗皇帝。
宰相曾公亮率先开口，提出大臣们愿意辞免此次赏赐，以节省朝廷开支，为国分忧。
司马光赞同此举，他认为这样做虽省不了多少钱，但至少能起表率作用，由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带头来厉行节约，减少浪费，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然而王安石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做只能省几个小钱，却损害了朝廷的体面。同时他还认为，府库没银子，国用不足，并非当今最要紧之事。
司马光反问道：“自真宗末年以来，就开始出现国用不足的局面，近来尤其严重，怎能说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答：“国用不足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朝中缺乏善于理财之人” 。
司马光不认同这种说法，反驳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会聚敛而已，最终竭泽而渔，敲骨吸髓，造成百姓穷困不堪，相率为盗，决不是国家幸事” 。
王安石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这不是善于理财之人，真正善于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辩论愈发激烈，正相持不下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翰长”王珪突然插话道：还是请皇上裁定吧。
神总看着两位如此面红耳赤，当众拍板：裁减浮费从近臣开始，朕意与司马光同；但就此次郊赉，从大体考虑，就不允许大臣辞免吧。
神总看似和稀泥，实际上倾向于王安石，宋神宗表面上力倡节俭，但内心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刚上位时他所表现出的节俭可以说实属无奈。
几个月以后，王安石被神宗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启了历史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农业，军事和人才。
首先是农业，赵匡胤为了将兵权集中到中央，安抚功臣和武将，默认了他们的土地兼并行为。这造成了大部分田地被这些功臣占有的局面出现，农民自己手中的土地本来就少，有些还要面临被兼并的危险。这些大地主不仅不择手段的虚报自己的真实田产，而且还不愿意缴纳赋税。而真正缴纳赋税的则是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赋税的锐减，导致北宋王朝的财政空虚。为了解决财政空难，北宋政府只能不断提高赋税。但沉重的赋税不仅使得北宋农民生活贫困，同时也加速了各阶级矛盾的激化。
为了能够缓和国家、地主以及农民三者矛盾。王安石推出来青苗法。
在夏季、秋季农民无钱购买种子、粮食的时候，可以先向政府借贷种子或者粮食，等收成后支付。这一举措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此外，政府重新测量了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依据土地的土质状况收取相应的赋税，并提倡农民开垦肥沃的荒地和修理水利河渠。同时政府在招募兵役的时候，针对那些不愿服役的农民或官僚地主，让其按照自己的贫富度上缴国家相应的免疫钱。
军事方面，为了能够缩减军队数量，王安石采取了兵农结合制度。国家规定农民在农闲季节参与到国家练兵中，等战争来临时，则要编入军队作战。这样就可以减少正式军队的数量，减少军队维持成本，也可以军队在战时的数量。
其次，为了能够在与游牧民族作战时取胜，北宋政府鼓励百姓向政府申请饲养马匹，以减免部分赋税作为奖励。
最后，为了解决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王安石实施了“将兵法”，正将可以管理几千人，担任正将者必须是武艺高强、实战经验丰富的武官担当。
而在人事方面，王安石改革了陈腐的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以律令、断案等作为考试内容。成绩优异的太学生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选派为官。这为北宋王朝选拔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
那么，王安石的变法真的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
困顿
以农业改革的青苗法为例，因为设定了借贷种子的KPI任务，导致官员强行地主借贷种子，借贷名额被用光之后，贫民想要借贷只能找地主，或者加利息找官府，好好一个救济贫民的政策，成为了官员的放贷工具。
而变法的中枢权力机构是户部中的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等三司，可这些机构原本是立法机构，根本没有执法经验，这导致了变法的大脑本身就是不专业的。
而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也遭遇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保守派的强烈反对。面对声势强大的反对声音，王安石态度强硬，原本可以折中，缓和矛盾的方法，根本入不了王安石法眼，整个朝堂成为了黑白之争。苏轼，司马光等保守派大佬对王安石并非是有血海深仇，对于变法的好处，他们自然知道，但变法的问题，司马光也希望王安石能够慎重考虑，不可一意孤行。
比如1070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次信函，苦口婆心地细说了变法的问题，要求废弃新法，改回旧制，但是王安石态度强硬，他给司马光的回函《答司马谏议书》中写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如此，王安石将保守派彻底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将改革派立于孤立之中，失去大佬支持的变法改革，很快就因为种种弊端，就被人揪住了辫子。
1074年，北宋境内爆发了严重的旱灾，饥民流离失所，保守派将这个过错归咎于王安石的农业改革，为了能够声情并茂地说服皇帝，他们特意绘制了一幅流民旱灾苦图给皇帝看。与此同时太后也来哭诉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而王安石的改革派又建议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二为一，这种明显加强相权的做法，引起了宋神宗的不满，一系列问题造就了1074年4月，王安石的下台。
王安石虽然不再是宰相，但新法依然继续推行中。不过变法派内部却发生了斗争，被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忘恩负义，想利用一些案件来对付王安石。韩绛得知此事后，秘密奏请宋神宗召回王安石。于是在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
但是\此时，变法派内部的斗争却非常激烈，内部分化成了王安石派和吕惠卿派，新法的命运前途暗淡。
到此为止
1075年7月，御史蔡承禧率先弹劾吕惠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
与此同时，御史中丞邓绾举报吕惠卿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
这是变法七年来发生的最大一桩以权谋私案，而且事涉主持变法的领军人物宋神宗极为震怒，立即下诏立案追查，涉案者被悉数逮捕人狱，朝廷百官战栗，草木皆兵。
沉寂已久的反对派又乘势出山，张方平、吕公著等朝廷大员再度借机弹劾新法，奏请神宗尽快停止变法。
于是在华亭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宋神宗突然开始了对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的打压贬逐：陈升之、韩绛、王安礼先后被贬官外放，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几乎被放逐殆尽。吕至于吕惠卿，宋神宗将他贬任陈州知州。
一年后，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的一天，吕惠卿突然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痛责王安石父子勾结朝廷谏官，然而王安石有口难辩，因为这是事实，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了串通他人诬陷吕惠卿，私下偷取了宋神宗的御批。
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原谅了王安石的失职，但是内心却留下更加浓重的阴影。
体弱多病的王亲的倒忙而感到羞愧，一病不起，之后英年早逝了。儿子的死对王安石的打雱经过这一场风波，深为自己帮了父击很大，于是向宋神宗辞职，对王安石也感到厌烦神宗皇帝同意了王安石的请求。
在王安石辞职9年后，也就是1085年，宋神宗病死，王安石的新法随着皇帝的离去，全部被废。第二年，王安石也病死在南京。
仿佛变法从来都没有来过一样。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变法虽然只有区区16年，但是在这16年时间里，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政府国库中也有了储存的货物。兴修的水利和河道工程，也有利于农田的及时灌溉。而大量荒地的开垦，经过农民的精心耕种，已然变成了良田。
兵农结合的政策，既维护了社会治安，又实现了军队精简。而将兵法这一举措，则打破了兵和将分离的局面，从而加强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得到延续，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改善了北宋王朝的贫弱局面，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