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笑》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趣探网】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散文二：《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子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难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追忆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性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
散文三：《母爱》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院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里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小船般散漂在水里。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倚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斜过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也不摇动了。雨声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不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盖天空下的隐蔽？
散文四：《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反反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1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母亲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暗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母亲。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的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母亲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1个大髻。门边1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母亲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1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1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父亲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母亲的枕头边。
小桔灯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1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父亲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母亲就会好了,一定!”她用小手在面前画1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泪水在我眼中打转……
散文五：《再到青龙桥去》
前几天，我又到青龙桥去，访问了那边的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的青龙桥分队，上了长城……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
再到青龙桥去的动机是这样的：三十七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曾经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到青龙桥去，回来写了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好久以前，就有朋友建议，说我应该再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国庆日，我决不肯离开这腾光溢彩的北京城!我抽了个空，和两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庆之前，去偿了这个夙愿。
再到青龙桥，决不是“寻梦”，因为从恶梦中挣扎醒来的人，决不要去“寻”那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梦;同时也不是“访旧”，因为你去访的对象，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是更年轻的而不是更老迈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还是打一个新比喻好一些：比方说你是去访问一个久病新愈的朋友，他是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的;你是去看一丛新栽的小树，它们是年年地更加高大更加浓密的。你不准备去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地自寻烦恼，你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而且时时给我挑起崭新的喜悦：张灯结彩的西直门车站;花卉缤纷的车站广场;车站上梳着双辫的收票的大姑娘;和车上手里拿着蝇拍笑嘻嘻地来往招呼的车务员小姑娘;车窗外掠过的一幢一幢新的工厂和学校的建筑，以及连成一大片的青葱的田野;而最耀眼的，还是田野边站着的带着红领巾的儿童;万绿丛中，鲜红一点，内中含着多么新鲜的诗意呵! 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衣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铡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反动派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反动派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 “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