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的故事1：
毛泽东的故事
毛主席出生于湖南。据说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又偏南方，人们的身材都不是很高大，超过一米七的男生少之又少。
但他的身高竟高达一米八三，这就意味着他超越常人，出人头地。毛主席带领我们走向新中国，而毛主席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界，他不仅领导我国人民前进，奋斗出如今的大好河山，而且确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趣探网】可以说他的的功绩与日月同辉！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主席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一生坚持只用普通竹木筷子和餐具，可见一斑，让人佩服不已。
1949年9月，毛主席招待国民党的起义将领，手下擅作主张去招待科借新碗筷，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卫士长被毛主席严肃批评
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入主中南海。临近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的应酬也就多起来，难免要遇上请客吃饭的时候。
十分罕见的，毛主席请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在家吃午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十分重视。由于毛主席家的餐具太过普通，竹筷子都霉变了，斑点怎么都洗不干净。杨尚昆觉得这样招待起义将领恐怕会招惹客人的笑话。便让毛主席的秘书和侍卫长去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筷，筷子是十分高档的象牙筷。
开饭前，毛主席提前前来察看午餐的布置情况。发现了餐桌上的象牙筷子，严肃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
秘书见毛主席十分生气，委屈地解释道：“主席，这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主席不听他解释，大声道：“我叫你撤你就撤！”说完拂袖而去。
在侍卫长解释清楚事情原委后，毛主席自我批评自己没有事先交代清楚后，严肃声明，今后不管来的客人是什么来头，都要像平常一样，不摆阔，更不能铺张浪费，待客也一律用竹筷。
1956年，毛泽东去广州视察路上卫士疏忽忘了带筷子，临时借了一双象牙筷，毛主席坚决不用
1956年，毛主席去广州考察，由于是临时决定，时间匆忙，随行工作人员准备不充分。忘了给毛泽东带筷子。毛主席用餐前，卫士才发现此事。专列招待部门只有象牙筷，卫士只好硬着头皮借一双。开饭时，毛泽东看到象牙筷，怒火中烧，随行人员被严厉训斥。毛主席任凭随行人员怎么规劝，坚决不用象牙筷子，进行“罢饭”。卫士通过车上的工作人员，费尽周折，才找到一双被淘汰了的粗糙不堪，还长短不齐的竹筷。忐忑地汇报。结果毛主席很满意，拿过竹筷开始用餐。
毛泽东主席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决不贪图享乐的高尚品格，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中国伟人的故事2：
毛主席不吃山珍海味，唯一爱吃红烧肉，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红烧肉，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也是色香味俱全的人间美味。
尽管红烧肉的做法各不相同，口味不一，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有着共同的爱意，尤其是在贫困年代，能吃上一口红烧肉，绝对是世界上最难忘的事情！
毛主席一生生活简朴，对吃饭很不讲究，山珍海味都不在乎，但是唯独对红烧肉，毛主席却是情有独钟，他与红烧肉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1948年8月，陕北战场上，沙家店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毛主席对这场战役很关注，时刻都在关注着战场的动态，三天两夜都没有踏出过门外一步。
当前线发来捷报，报告歼灭敌36师6000余人时，毛主席特别高兴，就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啊，这几天我用脑子太多了，有些累了，去给我搞点红烧肉来，我解解馋，补补脑。”
毛主席吩咐完之后，李银桥立刻去了厨房，告诉了厨师高经文师傅。
高经文也很高兴，因为自从沙家店战役以来，毛主席的胃口一直不好，吃得很少，现在打了胜仗，毛主席的胃口也就变好了。在高经文的简单烹饪下，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就被李银桥端到了毛主席的面前。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毛主席立刻拿起筷子吃起来，没过一会儿就都吃完了。
李银桥见毛主席吃得意犹未尽，就说：“主席，要不要再给您弄点？”
毛主席还在回味着红烧肉的美味，一听李银桥这话，立刻摇着头说：“这可不行，银桥，说是解馋补脑，多了可就不好了。”
李银桥看着毛主席认真的样子，心里既心疼又感动。
在随后的三大战役期间，毛主席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伏案起草报告命令，有时挑灯仔细察看地图，非常辛苦。李银桥看在眼里，觉得要为毛主席补补身体，于是就想起了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可是，在当时的解放区，连粮食都很稀缺，上哪里去弄肉啊？
一天工作后，毛主席端着小米饭，就着辣椒，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对李银桥说：“银桥啊，你要是给我隔三天弄一碗红烧肉，我肯定能打败蒋介石！”
李银桥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给毛主席做一碗红烧肉吃！
两天后，毛主席的餐桌上果然多了一碗红烧肉，这让毛主席高兴不已，来不及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就夹了一块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说：“银桥啊，这红烧肉的味道真好啊，这肉怎么这么鲜呢？”
李银桥说：“主席，昨天我和警卫连的战士们去山上打野猪，可惜的是，让那头大的跑了，只打到了这一只小的。”
毛主席听完后，哈哈大笑，对李银桥说：“银桥啊，谢谢你啊，解了我的馋啊！赶紧过来，你也尝尝这野猪做的红烧肉！”
李银桥连忙拒绝，但毛主席催他说：“赶紧过来，尝尝啊，这几个月，你也没见过什么荤腥。”
李银桥不好拒绝，就拿了双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
毛主席又问：“银桥，剩下的猪肉，你们准备怎么办？”
李银桥抹了抹嘴，说：“主席，剩下的肉都给您留着，方便您以后解馋补脑。”
毛主席摇了摇头，笑着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这野猪肉啊，不能让我一个人吃，你吃完后，去给伙房说，剩下的肉就让同志们分了吧。”
这件事，李银桥一直记忆犹深，直到晚年时还经常跟人说起来，每次说完都会流泪。
红烧肉中的红色，厨师们一般都会用酱油来上色，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长达22年之久的厨师程汝明，却用糖色来代替，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54年，著名大厨程汝明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厨师长，当时李银桥就对程汝明说：“程师傅，毛主席吃的饭菜，不用太讲究，平常人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您就照这个来，还有，毛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
程汝明记在了心里，没过多久，由程汝明掌勺的红烧肉就端上了毛主席的餐桌。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工作，端起了一碗“二米饭”（大米加小米），夹了一根辣椒，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可是当他要吃红烧肉时，手中的筷子却不动了。
毛主席看着红烧肉，愣了一会儿，随后叫来李银桥，说：“银桥，你问问伙房，今天的红烧肉是用什么上色的？”
李银桥去了伙房，问程汝明，程汝明回答说：“用酱油上的色，怎么了？”
李银桥恍然大悟，说：“都怪我，程师傅，忘了给您说，主席他不吃酱油。”
程汝明有些疑惑，主席为什么不吃酱油啊？李银桥给他解释说：“毛主席小时候家里开过酱油坊，有一次他看见那酱油缸里有白色的蛆虫，觉得恶心，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再也不吃酱油了。”
听完李银桥的解释，程汝明这才明白过来，急忙和李银桥一起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看见程汝明来了，说：“小程啊，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我要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这个人不吃酱油，以后的红烧肉里，就不要放酱油了。”
程汝明听完后，连忙点头答应。
可是，红烧肉如果不用酱油，颜色就出不来，怎么办？程汝明就想了个办法，用糖色代替酱油，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仅甜咸兼备，而且鲜嫩无比。
从此，每次做红烧肉时，程汝明都用这个法子烹饪，端上去之后，毛主席也非常爱吃，因此，程汝明后来自豪地说：“只要上了这道红烧肉，毛主席保准不会剩下！”
虽然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吃红烧肉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保健医生也给厨房下了“通牒”，不要再给主席做肥肉吃。
毛主席听说后，摇着头说：“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我这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了，你们不要强迫我改变。”
当然，医生的话也不能都不听，毛主席的红烧肉就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是在红烧肉的数量上，每次做一小碗就够了，其次是瘦多肥少，以瘦肉为主，肥肉为辅。毛主席虽然吃得不过瘾，但也坦然接受了。
在女儿李敏的回忆中，建国初期，在毛主席的餐桌上很少能见到红烧肉，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毛主席自然要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
当时买肉都是凭票供应，如果毛主席以自己的名义去买猪肉，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但他一次也没有这么做过，也绝对不允许身边人这么做，毛主席如果真要解馋时，往往会把李敏和李讷的指标挤出来一些，用来买肉。
在一次家庭生活会上，毛主席的举动更是把女儿李敏给看哭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李敏、李讷以外，还有警卫员、厨师等人，毛主席在那里算账，算他们一天饭钱多少、菜钱多少，算完之后，毛主席说：“老百姓一天吃多少，我们就吃多少，我们在吃喝这方面，要和他们去比，坚决不能搞什么特殊。”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饮食更是简单到了极点，除了日常的“二米饭”和辣椒之外，像一些野菜，比如马齿笕、蕨菜，还有烤红薯，都是餐桌上的常客，曾经连续7个月都没有吃过一口肉，连他最喜欢的红烧肉也谢绝了。
厨师长程汝明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样下去，毛主席的身体准会出问题，于是他就把猪肉熬成了猪油，又把一些肉剁成了肉丁，放在葱花饼里，给毛主席吃。
起初，毛主席对这葱花饼赞不绝口，对程汝明说：“你的葱花饼做得很好吃啊，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手艺。”
可是时间久了，毛主席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就找来程汝明，对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吃肉呢？你以后不要再做葱花饼了。”
有一次，周总理来汇报工作，特地带了一点猪肉，给毛主席补补身体。毛主席看了看那块肉，问他：“你平时也吃吗？”
周总理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说：“主席工作太辛苦，我让小程做一碗红烧肉，补补脑。”
毛主席摇了摇头，说：“你自己不吃，却让我来吃，我就这么特殊吗？要我说，大家都不吃，送给需要它的人吧。”
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即使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也绝不能搞特殊！
中国伟人的故事3：
周恩来的故事
1976年1月8日，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走完了78年的人生旅程。他离去后，骨灰洒向祖国大地，身后没子女，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周恩来”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8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中国伟人的故事4：
朱德的故事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朱德曾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威名赫赫。这让不少读者误以为朱德在党内拥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的卓越贡献。
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朱德不仅在军事方面有卓越贡献，在品德上也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这才会让全党同志都发自内心尊崇朱德。此文分享几个体现朱德品德高尚的小故事，让我们一睹伟人风采。
1
朱德23岁时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在滇军中从少尉排长做起，一直升到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但朱德对当时军阀之间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感到无比厌倦，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数以千计大洋的军界，外出学习。
第二年，朱德到上海拜见大总统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打算借助滇军的力量讨伐陈炯明，以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因此，孙中山希望朱德重返滇军，以助他一臂之力。
朱德虽然理解并且同情孙中山的处境，但他早已洞察孙中山这种利用这个军阀打击那个军阀的做法没有出路，就诚恳建议孙中山应该组建一支真正为国民而战、属于自己的军队。
不久，朱德找到陈独秀，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让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大吃一惊，一个滇军出身的军阀竟然主动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让陈独秀实在难以置信，也不敢相信朱德的诚意。
朱德对陈独秀坦诚：如果我是为了个人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完全可以回到滇军继续做我的将军去，还可以成就我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
但遗憾的是，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请求。朱德并不气馁，1922年秋，朱德远赴德国学习战术，并努力钻研社会主义理论。在德国他见到了另一个伟大人物，比他小了整整12岁的周恩来。第二年，经周恩来介绍，朱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毛泽东、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果断决定继续北上。
张国焘对形势悲观估计，同时又滋生了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擅自命令部队南下，坚持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甚至要另立中央，公开打起反党旗号。
于是，张国焘召开会议围攻朱德，逼迫朱德谴责毛泽东，宣布与毛泽东断绝一切关系，并要他谴责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朱德严词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表明立场：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你也割裂不了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同意的，我决不能反对！
为了争取和教育更多人，朱德明确指出：不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冷静，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自己搞内讧，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中央北上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就必须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哪怕有人嚣张地冲朱德叫嚷，要逼他走：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吧！朱德还是决定留在左路军同张国焘作斗争。朱德态度坚决：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在朱德的不懈努力下，有效说服、教育和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及时制止了分裂，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
3
1938年，第344旅转战太行山区，连战连捷，部队决定在沁水县端氏镇休整、学习，这一时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部队检查工作。
当时，该旅旅长身体不好，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这时，朱德认为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的资格和能力，可以担任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表示完全赞同。于是，朱德找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的任命。
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不同意朱德的提议，他们认为由田守尧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他的资历和领导能力还不够，不久，八路军总部派杨得志代理第344旅旅长。
田守尧心里不高兴了，就连为老旅长送行的聚餐会也不参加。朱德见此情景，让黄克诚召开党委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帮助田守尧认识自己的错误。
在旅党委的民主生活会上，刚开始没人发言，黄克诚就先开口，但他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尖锐。朱德见状火了，站起来指着参会的一个个领导干部说，你们这算什么民主生活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接着，朱德毫不客气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朱德严肃总结：点到谁，就该谁唱戏，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我们是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朱德指导下，第344旅经过学习整训，成功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战术转变。第二年春天，杨得志调走，田守尧经受住了考验，先后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新二旅旅长等职务。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得到，朱德的确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年轻时候宁愿放弃高官厚禄而选择跟随中国共产党，把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重大关头能顶住压力，坚持原则，以卓越的斗争艺术成功捍卫党内团结；作为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
中国伟人的故事5：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1991年10月16日，“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中央军委第一次向科学家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称号。这个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为浙江绍兴。在开明家庭中成长的钱学森，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1929年，他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在此期间，他对航天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花费大量时间查阅相关书籍资料。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遣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上海遭到严重破坏。目睹日军战机肆意横行的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航天工业，才能不再受欺辱。于是，从事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的想法开始在钱学森的心里扎根。1934年，钱学森放弃自己修习多年的铁路专业，成功考取清华大学第七批庚款留美学生，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1935年，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斩获硕士学位。翌年，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进修，师从著名科学家冯•卡门，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39年，钱学森获得航空和数学双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后来这项公式被普遍运用于飞机翼型设计。也正因为这项公式，年仅28岁的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声名鹊起。随后的几年里，钱学森先后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在美国深受重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怀揣“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心愿的钱学森万分激动，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但就在他积极筹划回国之际，厄运不期而至。1950年，钱学森受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局的不实指控，继而受到拘禁等种种不公待遇，由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辗转传回国内。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不仅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不当行为，还积极寻找途径与美国政府沟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经过中方的不懈努力，历经磨难的钱学森最终于1955年10月1日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回国后，钱学森在中央的支持下迅速投身到“伟大的建设高潮”中去，带领科学家们创造出无数奇迹。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加上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成为燃眉之急。钱学森坚信“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从此全面开展相关研究。1956年初，他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10月，钱学森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此后数年间，他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至1970年4月24日，中国相继成功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和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钱学森的伟大不仅在于为中国的各项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还在于他的优秀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航天事业初创之时，没有任何外国资料可供参考。钱学森便自编教材，为年轻的科研人员讲授相关知识，还坚持每周与他们讨论技术问题。有一次，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型号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钱学森在找出故障原因后召集大家开会。这些年轻人意识到，是因为他们考虑不周导致导弹发射失败。因此，在面对钱学森时，他们愧疚地埋下了头。钱学森微笑着让大家抬起头并说：“如果说考虑不周，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这种担当精神给年轻的科研人员以莫大的鼓励，使他们能勇于在错误中总结教训，争取更大的突破。此外，钱学森还多次捐赠稿费、讲课费和奖金，自己却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简朴的作风。正是钱学森的悉心授教、勇于担当和简朴等优秀品质，让中国航天等事业完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辉煌历程，并在一代代科研人员的手中接续发展。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数年坚守与奉献。多年以来，钱学森以其举世瞩目的卓越贡献和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获得了世人的广泛认可。人们称他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小行星3763命名为“钱学森星”，以此纪念他的卓越贡献。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斯人已逝，但人们不会忘记钱学森的伟大功绩和高尚品质，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更是民族的脊梁、中华的灯塔，他向整个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实力与风采。
中国伟人的故事6：
邓小平的故事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初期，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青年邓小平经历了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浴火重生过程。他16岁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起一名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矢志不渝为此奋斗了70多年。
“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孕育了青年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夕，读小学的邓小平参加“保路运动”的鼓动活动；辛亥革命后四川各地武装起义时，邓小平曾到父亲的军营里住了两天，好奇、兴奋地体验“军旅”生活；袁世凯称帝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息。这时，少年邓小平开始萌发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中，邓小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洪流中，产生了初步的爱国和民主的思想。1919年，15岁的少年邓小平遵父命到重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时曾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16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事，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到了法国，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变成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迫使他重新对人生作出新的抉择。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超强度的劳动，以及勉强糊口的各种打短工，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性格开朗、乐于交际的性格又使他很快融入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圈子里。在人生观形成阶段，邓小平的信念是很纯洁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飞经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向他介绍革命思想。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有自己劳动生活的切身体会，有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观点，邓小平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他开始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6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这个过程，邓小平在1926年1月写的自传中说，那时社会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蒙达尔纪时，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这是一个确定人生航向的神圣时刻，需要举行宣誓仪式。年轻的邓小平心里充满了紧张、兴奋，直到60多年后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修改党章的意见时，他提到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必要性：“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1924年7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邓小平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还不满20岁。
“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
举手宣誓只是革命生涯的开步走，真正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还要初心与使命意识的不断淬炼。
在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工作期间，邓小平参加编辑《少年》（后改名《赤光》）刊物。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成为一名频繁活动的坚定的积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发展一批学生加入组织；在《赤光》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同“国家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讲。他因而成为法国警察重点监视和驱逐的对象。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巴黎到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进行严格的党性锻炼。在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理论家班”上，他以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同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激烈辩论，赢得“小钢炮”之称。
他一份所写的“来俄的志愿”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就这样，从“工业救国”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年轻时的“已打定主意”到晚年的“奋斗是值得的”，邓小平用一生的坚持与奋斗，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贞信仰，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
中国伟人的故事7：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事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城，强迫青年学生游行庆祝，14岁的邓稼先愤然将日本旗帜踩在脚下，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1941年，邓稼先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吴大猷等多位知名物理学家，受到了第一流的学术培养。那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昆明城空袭不断，跑警报成了师生们的家常便饭。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联大师生仍然坚持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为抗战建国积蓄复兴力量。
26岁就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毕业后的第九天就立即动身，返回当时还一穷二白的中国。当时国际局势严峻，在断绝了所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决定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原子弹。曾经有外国专家这样断言：“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顶着重重压力和同事们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敲开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大门。一次核试验的事故中，为了捡回一枚重要部件的碎片，邓稼先命令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待命，自己却毅然冲进了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八个月后，邓稼先领导团队又成功地设计出氢弹，铸就了国家的和平之盾。
1985年，61岁的邓稼先终于调回北京，分离28年，妻子许鹿希终于等到丈夫回来，而丈夫却身患绝症，一年后便与世长辞。邓稼先躺在病床上，对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你们大家快回去工作吧！别让那些国家把我们中国落的太远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忍受着体内不停出血的剧痛，坚持写下一份对中国核事业产生着深远影响的报告，并叮嘱他的妻子说：“这份报告比我的命还珍贵。”
1999年，在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23位科学家中，有八位即出自于西南联大，邓稼先正是其中一位。先烈们以身许国的信念无论在何种困难面前从未动摇过，他们见证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独立自强的过程，更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投入其中，无愧于年少时“中兴业，须人杰”的承诺。我们追忆这些远去的背影，也更加明白，国家贫弱之时需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当成为栋梁！
中国伟人的故事8：
杂家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1981年获得我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2001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1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有媒体统计，袁隆平共获得国内国际大奖多达67项。这些奖项、荣誉记录了袁隆平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19岁那年，不顾父母的反对，袁隆平坚持学农。因经历过大饥荒，深刻体会到粮食的重要性，上世纪60年代，袁隆平作出了重大人生选择：从事水稻研究。自1962年开始，近60年来，袁隆平和他的水稻研究形影不离，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曾寄语年轻人：“我希望更多青年从事现代农业！”
回眸袁隆平的一生，不仅其杂交水稻研究成就值得传颂，生平的一些小事也值得记录、讲述。
因特定的个性和性情，青年时代的袁隆平被大学同学鉴定为“自由散漫”。他曾向记者这样形容自己：“我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晚年，袁隆平仍心系水稻研究，他的秘书曾透露说，哪天不让袁老看一眼田，他心里就落空了。
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学农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在兄弟五个中排行老二。1942年初秋，他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后又转学至博学中学。
袁隆平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当过小学校长和督学，后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母亲也是一名教师。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年幼的袁隆平随父母北京、天津、江西赣州、湖北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居住，主要在城市生活。
1949年，在大学填报专业时，19岁的袁隆平与父母发生了争执。他的父母认为，学农很辛苦，建议填报理工或者医学专业，但当时袁隆平有自己的主见。最后，他不顾父母反对，毅然报考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果断跳进“农门”。
学农是袁隆平从小产生的志趣。据他介绍，上小学时，老师带他们去参观一个园艺场，看到各式的花草果木，他对这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3年，袁隆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最初他研究红薯、西红柿的育种栽培。就在这里，袁隆平看到有人饿死在路边，意识到只有水稻才是农民的救命粮。
“在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我体会到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吃什么事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究。”袁隆平说。
不看一眼田，心里就落空了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年近九旬的袁隆平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还有“两个梦”：“一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坐在禾下悠闲地纳凉；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自1962年开始，近60年来，袁隆平的心一直在水稻研究上。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心还在试验田里。
为推进国家粮食安全，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目标。2020年12月20日，在海南三亚召开全国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项目启动会，并成立袁隆平为首席科学家的项目攻关领导小组。今年5月9日，袁隆平的“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传喜讯：平均亩产1004.83公斤。
“他没觉得自己应该休息。杂交水稻真的浸入他的血液里，是他的命根子，他的魂。”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隆平的秘书杨耀松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
为方便研究，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只要在长沙，袁隆平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杨耀松说，哪天不让袁老看一眼田，他心里就落空了。以这块田为例，其实他站在自家窗户旁就能看到，可他依然坚持每天下楼去田里。
生活节俭，不坐头等舱
生前，袁隆平穿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
据新华网2007年报道，袁隆平穿的最贵的西装不会超过800元，买皮鞋不会超过200块钱。他有还一个“怪癖”——专挑便宜货买。有一次，他与夫人邓哲逛商场，看到货柜里有打折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一口气买了10多件，“这样的衬衣好，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可以坐头等舱，但他从来都是买经济舱的票。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考虑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的票。登机前，他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舱。
袁隆平对自己“小气”，对他人却很大方，一直乐于尽全力帮助他人。他带的一位博士生，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庭困难。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从自己的工资里给学生寄了2000元。
袁隆平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几乎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1981年，袁隆平获得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有10万元奖金，自己只留了5000元，其它都分给同事、同行了。
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附近，有一家名为“曹氏民剪”的理发店，从2003年9月开起，袁隆平常来这里剪头发。
开业10多年，剪头发的费用从5元涨到了20元。店主曹小平接受采访时说，袁隆平重感情，一直是小店的忠实顾客，还亲自题写了店名；她不愿收袁隆平的钱，但袁隆平每次都会把钱塞给她。
希望更多青年人从事现代农业
生前，袁隆平关心青年的成长，曾多次寄语、勉励青年。
2002年2月26日，袁隆平应邀到武汉市矫口区与中小学生面对面交流。一个中学生说，他看到过一篇报道，说袁院士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非常敬仰。袁隆平连忙澄清：“一定不要受到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里累倒过……”
2019年9月26日，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的学生们给袁隆平请教其“成功的秘诀”，袁隆平通过以视频方式回信：“有人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我没有什么秘诀，我的体会是8个字，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
2020年9月8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将至，农业农村部联合央视等举办的金秋消费季“为老乡拼一单”大型直播活动中。当时，袁隆平寄语年轻人：“我希望更多青年从事现代农业！青年农民是国家的希望，现代农业研究需要更多的知识青年。”
同年9月，在结束一场活动休息间隙，因身体疲惫，袁隆平不方便接受采访。当听到有学生想跟他合影，他立马起身，面带笑容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